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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妈是仓促间决定要回家去跟政府谈判的。他们急急忙忙收拾了两袋子行李,从黄牛那里搞了两张火车票,第二天就赶去了火车站。

  候车室里挤满坐着、站着或躺着的人,我爸爸拣一块人缝里的空地把行李放下,在周遭的嘈杂声里扯着嗓门表达了他的“雄心”:“这次回去,如果顺利,过几天我们就可以带着四五十万块钱回来。”而我妈妈却站在一旁忧心忡忡。

拆迁后的房屋

  在北京住了不到一年,他们这次回去,是要将两个人辛苦一辈子积攒下的财产——一幢22年的老房子——卖一个价。“买主”是政府。拆迁,这个有关摧毁与重生、剥夺与给予、公平与财富的故事在到处轮番上演之后,终于到了我的家乡,苏南一个只有20多户的小村庄。

  原本他们还不急着回去。“能拖就拖呗,拖得越晚补的会越多的。”我妈妈说。这是她听说来的经验。拖着不肯签字,几乎是农民们唯一可用以跟政府谈判的筹码。“反正不先签,要签也要等村里其他人家签得差不多再回去。”这是老两口商议过多少回之后的对策,“我们不急,他们(指政府)才急。”

  他们盘算着,村里人一户一户磨下来,很需要些时日。尽管拆迁告示贴出来,动员人们在当月25日之前签完字搬家走人,但老两口坚信,村里人一定是能拖就拖。“我估计25日之前签字的肯定很少,看看情况再说。”我爸爸最初还笑呵呵地表现得很淡定。

  可随着村里的消息一天天通过电话传到北京,他的神情日益变得沉重起来。一天吃饭的时候,他闷闷地说:“看来情况不乐观。”直到有一天一大早,老两口神色惊惶地出现在我面前。原来前一天夜里,一帮“打手”闯进我一个堂叔的家里,逼问:“签不签字?”堂叔逃到楼上打电话求救。爸妈从睡梦里被电话惊醒。我爸爸一边帮堂叔想对策,一边觉得呼吸急促得气都喘不上来,而我向来胆小的妈妈在一旁听见自己的心脏“咚咚咚”止不住地狂跳。接完电话后俩人面面相觑,脸色煞白,说不出话。那一晚,我妈妈再也没有睡着。

  就在这次事件之后没两天,我爸妈决定回去谈判。拆迁办的人几乎天天打电话来催促游说。虽然我大妈在电话那端嚷嚷:“不要回来,他们要打人的!”但我爸爸修改了原来的预想,知道要不了几天,村里人就会签得差不多了。

拆迁后的房屋

  他和我妈妈这次要回去变卖的,不仅仅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也是他们一辈子的价值

  我的一位记者同行曾经说:“我亲眼目睹了拆迁新闻门槛的提高,现在只有自焚才能引起媒体报道的兴趣。”可是对于我家乡的人们来说,拆迁,不是是非对错的新闻,不是那些写在纸上的别人的故事,而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和遭遇。

  终于有了一次机会,让他们可以将最重要的财产进行“变卖”。过去的几十年里,有那么一段疯狂的时间,他们几乎不被允许变卖任何东西——地里出产的以及自身的劳力。在我爸爸孩童时的记忆里,就有生产队长每天大清早在村里吹响的尖利的上工哨声。伴随着这样的哨声,我奶奶只能把劳力贡献给集体的土地,然后用一个女人家起早贪黑一天能挣来的有限工分,喂饱3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

  后来他们可以拿一点剩余去变卖了。他们变卖地里出产的粮食和作物,变卖饲养的禽畜,可人均一亩多的耕地里出产的东西仅够填饱他们的肚子,却无法给他们提供富足的生活。从我懂事起,村里的男人们和少数女人们,就去土地以外谋一份活计,来供孩子上学,为老人养老送终,最重要的是,将父辈留给他们的低矮土房,翻建成一幢幢小楼。为了房子,他们倾尽积蓄,在以借贷为耻的乡村,他们不惜四处举债。我们村里如今面临拆迁的,大多是那些建于1980~1990年代的两层半或三层的小楼。

  我家的小楼建于1988年,是村里建得早的。记得那时房子盖起来,爸妈再没有余钱做装修和粉饰,却买了3只彩灯回来。每有同学或亲戚来我家,我就无比骄傲地一遍遍打开这些彩灯展示给他们。在我心里,这就是最美好的房子。虽然后来那彩灯上慢慢织起了蛛网,原来刷白的墙壁也渐渐变成了烟灰色。再之后,房子开始渗水,以至近几年每到暴风雨来袭,我爸爸就提心吊胆。如今房子终于要拆了,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说:“好了!再也不用担心雨下大了房子会坍掉一块啦。”

  当然,我爸妈也跟着房子一起老了。在房子刚建好那阵儿,他们俩曾经盘算过未来。我妈妈一项一项列算了各项开支和收入,然后心满意足地说:“咱们再攒个两百块,就能防一防荒年,养养老。”

  “嗯。”我爸爸也志得意满地说,“明年还会有进账呢。”

  这是一天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时,听到他俩躺在被窝里的对话。那时我心中莫名充溢起一股安定富足生活散发出的甜香。

  然而未来早就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算。他们积3万元“豪资”(当年算得上)建起的小楼在一天天老旧折损,涨幅小的是收入,飚升的却是花销。渐渐地,我爸爸在土地以外先后找的活计,比如做生意,用三轮摩托搞运输等等,只够一年到头的家用,以及供我勤俭拮据地读完大学。如今他们揣着这些年攒下的少得可怜的积蓄,面对的却是即将到来的老年和可能的灾病。

  所以,想想那个我爸妈认定手头存个200块就能养老防荒年的年头,再想想之前辛苦一天只能挣上几个工分的年代,以及稍后两毛钱可以吃上一顿红烧肉和再稍后一毛钱可以享受一支红豆冰棍的年份,你就知道,当我爸爸听说拆迁要来,我们的旧房子可以“变卖”几十万时,他是多么兴奋,两眼放光。

  “我一辈子加起来都没挣这么多钱!”他说。如果仅从数额上看,确实如此。

  他又说:“一辈子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那么,他和我妈妈这次要回去变卖的,不仅仅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也是他们一辈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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